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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徽商的智慧》有感

徽州女人

 

   当我翻开《徽商的智慧》这本书第一章的时候,眼睛几乎要湿润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这句徽州民谚触动了我的心弦。

  我十六岁离开了学校,父亲就给我五块钱加上一句话从此开始了社会生涯。父亲说:“你在外面好好的混,不管混好混不好都是我的儿子,但有十件事情不能做,否则永远不要回家。切莫做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事。”我到了城市,什么技术都没有,年龄也很小根本就找不到工作,为了生存,做起了我平生的第一份工作,卖报纸。这是一件简单不能在简单的小生意了,可有几人能知道这份工作背后的心酸。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绝处逢生,为求生存,转变思想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变不利为有利,终于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治生”之路。回首过往,这也许就是一个安徽人的命运。

  《徽商的智慧》就是讲述了安徽人从卑微的平贾商人到天下第一商帮的历程。在古代经商之人就如同青楼舞女一样卑微,而徽商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以“儒学饰贾事”,恪守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原则,并以翩翩儒者风范与中国传统观念相融合,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商人。在明代就有人称徽商为“儒贾”。任何有战略眼光的商人,失业之所以取得成功,绝不是靠坑蒙拐骗获取小利而得,而是靠诚实无欺,靠信誉,靠切切实实满足客户需要取得的。一味追求眼前利益而弄虚作假到头来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聪明反被聪明误。徽州商人以家族宗族乡族为纽带,表现出很强的团队精神,哪里有徽州人做官哪里就有徽州商人;哪里有一户徽商业成哪里就有一批徽商聚集,所以安徽人能走出徽州,在各大城镇从商务工,不仅能站住脚跟,而且能蓬勃发展,形成气候。直到现在全国各大城市都会有安徽人的经商活动,最为明显的能在街头菜市上看到很多安徽人做小生意,因为他们的文化低,从商是唯一的生存之路,也许你看他们卑微,殊不知其中的智慧。
   徽商活动区域非常广泛,东进杭州入上海,渗透苏浙全境;抢滩芜湖,控制长江流域,淮河两岸;北占大运河,往来于京、晋、冀、鲁、豫,并远涉西北、东北;西进江西,沿东南进闽粤,进而扬帆入海,远至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可谓“其地无所不至”。可以说无论是从业人数、经营行业还是资本规模,均为当时商界之冠。时有“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之说,足见徽商在我国商界的地位。
       徽州“山多田少”,俗称“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即便是丰收之年,因自然条件恶劣,“一亩所入不及吴中饥年之半”。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战乱频繁,所以处在崇山万岭中的徽州仍是一个躲避战乱的好去处。中原的世家大族和平民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就把徽州作为了他们的选择之一。在晋末、唐末和北宋末期徽州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随着外来移民的持续大规模迁入,再加上人口的自然增殖,徽州人多地少的矛盾愈来愈突出,所需的大部分粮食就靠从外地输入。这样的环境严重地影响到徽州人的生存。于是,生存问题成为徽州人必须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那么,如何“治生”?
      在那时候的中国,要想摆脱贫困,要么出仕,要么经商。但是出仕要经历寒窗苦读,才能一跃龙门,贫寒的徽州人是难以支撑的,更何况那个“独木桥”上要经过的是中国千千万万的读书人,能做官的人毕竟有限。

 
    于是外出经商成了徽州人唯一的选择。徽州俗例,人到十五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民间流传的一句谚语概括得更生动形象,叫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
 
    从明代中叶开始,徽商的富有就已经让人们羡慕不已了,可是谁能想到他们富有身影的背后是那样一片贫瘠的土地。徽州人没有屈服于外在恶劣的环境,相反他们又找到了环境中有利的因素来成就自己。俗话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一点儿不错,徽州人外出经商可谓是绝处逢生,他们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变不利为有利,终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治生”之路。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但其中的文明仅是指“农耕文明”,商业一直被定义为末业。《吕氏春秋》上讲:“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产约,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里说如果人民弃农经商就会变得不好管制,而且经商需要各地奔走,那他们就很可能会在国家危难时远徙他方;另外,经商者多狡诈,会违反法令,颠倒是非。韩非子更是把商人归为“五蠹”,说他们是国家蛀虫。而作为古代中国文化主导的儒家学派的代表孟子就更狠,他对商人就用了一个字:“贱”,孟子管商人叫“贱丈夫”。
 
    所以尊儒重仕、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明朝初年,朱元璋就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绸衫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衫。这一规定到后来虽然有所改变,但是历代的抑商政策仍然没有较大改观。清朝的雍正皇帝也曾明确指出:“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在封建政府抑商政策的长期影响下,商贱、商轻的传统价值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从事商业经营被认为是市井小人之事,为人所不屑。这样的价值观念给时人从商带来了无形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而徽州号称“东南邹鲁”,又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作为“文公道学”之邦,宋代以来,这里就形成了“户诵有弦”、“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的儒风昌盛的局面,儒家的学说思想在徽州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读书做官不仅在文化伦理上具有最高的价值,而且在世俗中也成为最具体的终极人生目标。那么,在儒家思想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教条的徽州,经商势必让徽州人觉得低人一等。
 
    身处重农轻商的封建社会,徽商的心理无可厚非,但是凡事如果不能得到世人、尤其是政府肯定是无法在社会中站稳脚跟的,凡事如果违背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也是肯定无法长久的,徽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用尽各种各样的借口为自已的经商找到一条被社会、被当时的价值观所认可的途径,以孝、以义作为自己经商的目的,既迎合了自已的心理需求,又能让时人接受,虽是一时之计,但也不乏其可取之处。
 
    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产品的流通更加需要商业的支持。当朝宰相张居正就说过“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他认为商农是互利互惠的。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了商业的重要性,商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有所提高。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徽州人更加积极探索,最后聪明而务实地发现了一条“儒商合一”的道路,在思想上作了如下变通:
 
    (1)面对士贵商贱的传统意识,徽商竭力否认士、商之间的尊卑差异,他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士商异术而同志”。经商、业儒只是各人的志向不同而已,二者并无实质性区别,不论走哪一条路都是“丈夫”所为,都是人生的有为之途。再者一个人的品质是否高尚,重要的是他的儒学修行,而并不在为儒、为贾。如果从商的人能做到“贾名而儒行”,按儒家的道德规范行事,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商业经营当中,那么“贾何负于儒”!因此儒、贾二者并无尊卑贵贱之别。
 
    (2)从追求的目标来说,徽商认为儒、贾亦是相通的。表面看来,“儒为名高,贾为厚利”,似乎追求的目标不一,但实质上“名高”与“厚利”却是一致的。业儒入仕固然可以“拾朱紫以显父母”,光耀门庭,而经商创业也同样可以养父母,亦能“大振其家声”。因而“名亦利也”、“利亦名也”,二者亦是相通的。  。
 
    (3)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徽商认为商人的作用更是一点也不比儒者逊色。儒者入仕,治国平天下,而商人可以贸迁有无,“兴废补弊”,亦有益于社会。除了分工不同,对社会的贡献都是相同的。明嘉靖年间的休宁商人汪弘甚至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商人对社会的作用远胜于那些整天纵情山水,无所事事的儒士。
 
    至此,徽商以“儒术饰贾事”,奉行“以儒为体,以贾为用”的信条,把“贾”与“儒”、“文”与“商”近乎完美地结合在自己的商业生涯中。
 
    只有冲破思想上的束缚方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徽商的观念在古板而传统的儒士看来也许是离经叛道的,但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破“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
 
    徽商最终不仅赢得了天时,垄断了两淮盐务,积累了其他商帮难以匹敌的巨额资金和大部分地区的茶、木经营,而且占据了地利,享用着黄金水道和南北运河的便捷交通,使中国的商界为之震颤!
 
  《徽商的智慧》一书,讲安徽人就是利用自己的智慧由儒入贾至贾儒结合、儒为贾用为主线,通过对徽商的思想变通、经营理念、培育人才,如何利用自己的智谋为自己的商业发展营造更加有利于自身条件;如何把对文化知识的学习运用到结交文人士子,官府权贵,以便为自己的经商事业打开方便之门;如何把儒家的仁义之道转化为经商之道,以义取利谋取大利;如何依靠乡党宗族的力量打造经营网络,形成天下第一商帮的大智慧。这本书对于徽商的做人、经商的智慧的挖掘不单单是对一种历史的回望,而是对于一种智慧的痴迷。辉煌已属于过去,而智慧可以传承到未来。这本不但是为人们解开徽商致富并称雄商界的谜底,更重要的是弘扬前人留下的丰厚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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