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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古村“文会”

烟花三月,清明时节,回故乡农村扫墓。来去匆匆,只是顺道寻访了心仪己久的两处古村“文会”旧址。古代徽州文会组织很普遍,它既是文人结社,研讨诗文的聚会,又是文人出面在本地及时调解宗族间、乡民间纠纷,消除人民内部矛盾,构筑农村和谐社会的自治组织,在徽州社会文化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各村自立“文会”  入山深处的祁门县历溪村,位于国家自然保护区脚下,是一个有近千年历史的古村,宋朝千姓从祁门西山口迁来,聚族而居,至今仍有古居、古祠、古庙、古桥、古碑、古墓等众多自然和人文景观,有许多神秘的故事传说,还养在深闺人未识。历溪村历来尊师重教,文风颇盛,明清时期致仕在外为官的就有15人。明嘉靖年间,该村名医王典(1497一?)曾游京师,皇子病笃,群医束手,推荐往治,治之立愈,授太医院官,直圣济殿事,加授登仕郎,著有《碎金》、《意庵医案》。告老返乡后,受赐营造王氏宗祠“合一堂”,祠堂前进仿宫中圣济殿、五凤楼形式建造。嘉靖帝念其为皇子治病有功,在宗祠建成后赐给汉白玉浮雕抱石鼓一对,这在徽州祠堂抱石鼓中堪称绝无仅有。就在“合一堂”宗祠北侧,则为古代历溪文会所在,普通,今为村委会、青年之家活动场所。想当年,历溪文士不但于文会时为周边景物命名“历溪十二景”,即鸡冠尖春晓、象鼻石登览、舜溪桥临风、罗美台怀古、历峰巅晓日、汲水滩夜月、柱峰墩占松、占寺山旧址、鹅岭望乡烟、骡岭踪地脉、普陀岩焚香、镇南祠祈福,而且每个都有文人的诗作,这些咏景诗经过文人反复推敲,流传了几百年。
  徽州的古村落,历代文人根据实景和想象而命名的景点,少则四景、六景,一般八景、十景,多达十四景、十八景,每个景点都有诗,这些景点命名利诗篇,多绘制、刻印在族谱或方志中。如果有人搜集,那将是一部煌煌然的写景、抒情诗集;同时使人走进这些古村落,观赏着这些景点,细品着这些景点的命名,吟咏着题写这些景点的诗句,实在是进入了诗情画意般的境界。
  徽州区的唐模村,处于徽州的谷地,平畴沃野。唐末有汪姓始迁此地,家族有忠烈遗风,被称之为有“唐朝规模”而故名。南宋淳祜五年(1245),许姓迁入唐模,家族繁衍昌盛,逐渐取代汪、吴、程诸姓而成为唐模的主宗。从东进村,迎面是一座建于清康熙年间,用青石构筑的八角亭;越亭向西数十步即为清康熙年间旌表该村许承宣、许承家兄弟而立的“同胞翰林”石牌坊;过坊便是唐模富商许氏为娱老母而建的,占地10亩、模拟杭州西湖景建造的檀干园,俗称“小西湖”。檀干园正门原为两进建筑“鹤皋精舍”,原建筑今已不复存在,重建的“鹤皋精舍”恢复了许氏文会馆、“清听轩”义塾和忠烈庙。许氏文会馆为当年文人的艺文活动场所,门前楹联为民国人总统黎元洪撰句:“文章唯读周秦汉,儒术兼通天地人”。室内现陈有许氏家谱、末代翰林许承尧等的文物资料。这是一座焕然一新的文会会馆,依稀可想而知当年文会的盛况。  文人结社、集会,在古代徽州受到宗族和社会的高度重视,热烈而浓重。据佘端华《岩镇志草》记载,南山文会会例规定:“凡本籍新文学,入会则用彩旗鼓吹前导至南山亭,祝史执香作乐迎于道左。”万历末年,“复建友善会馆于株山之东,别为明经胄监会业之所。每岁二月二十日祭文庙,于其中即为课期,而文学不与也。”歙县雄村的“文会条约”碑刻,中坎村的文会名册,至今尚存。
  乡村自治组织
  据文史典籍记载,我国的“文会”起源很早。《论语颜渊》曰:“君子以文会友”。后世便称文酒之会为文会。南朝梁萧统《昭明太子集》卷三口:“昔时文会,长思风月之交。”《南史顾越传》曾记顾越“以世路未平,无心仕进,因归乡,栖隐于武丘山,与吴兴沈炯、同郡张种、会稽孔奂等,每为文会。”据此可见,我国的文会,类似于西欧十六世纪起源于法国的“沙龙”,是文人以商讨诗文为主的聚会。
  徽州乃人文渊薮,明代以前已有众多文会,明代以后文人结社、集会之风更加盛行。有过多少古村文会,似无精确统计。据笔者所知,家乡祁门县几是各村皆有文会,类似上述唐模、历溪文会的著名文会还有北乡六都中子文会、兰英文会,西乡集成文会、桃源文会、育英文会,东乡洪村兴贤文会,南乡间刚文会等等。据嘉靖年间歙县余端华《岩镇志草》贞卷记载,仅岩寺镇就有南山、斗山、杲山等文会。
  文会是民间组织。其成员人多具有地方文人、士绅身份,是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士,即农村的知识分子,凡致仕或退休回乡的官员、举人、秀才,以及未能获取功名的读:门人,均可参加。各村文会聚会有定所,得到宗族支持,或建有专门的文会会馆,或设在村建的文昌阁。文会各有自己的“章程”,即为文会会约或条约,开现代社会民间组织之先河。
  徽州古村文会,历史表明,不只是谈诗论文,而且随着文会的发展,其功能有所扩大作用有所增强,逐渐成为农村的一种自治组织。在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特别是能入仕为官的有功名的人士,是造成“乡绅”阶层的重要来源,他们除了谈诗论文,还积极地宣扬儒家伦理,推行教化,被认为是“知书明理”,成为伦理价值的代表。老百姓遇到宗族中难以解决的纠纷时,希望得到文会成员的仲裁。某些宗族长辈认识到文会的这种社会约束力,而努力使文会“宗族化”。这都使得文会能够而且有可能成为强有力的乡村自治组织。
  据《率东程氏宗谱》卷四《明故处士公辅程公行状》称,“(程镶)选宗之贤,各出三百缗,创为会约,严立章程,号曰‘正义’,凡直人之枉,恤人之乏,均于此取资焉。”所表述的是明代文会的功能和作用。所说“直人之枉”即调解纠纷,维护公平和地方安定。聚族而居的文会成员由同族人组成,杂姓村中由不同宗族成员构成,他们的主要条件是知书达理和道德高尚,是被挑选出来的“贤者”,比较超脱和公正。宗族内部的纠纷可以是族中长者或族长调解,不同宗族之间的纠纷,许多是经文会调解而私下解决,文会的调解人往往是与纠纷双方有一定私人关系或影响力的第三者。如《休宁茗洲吴氏家族记》卷十《社会记》中密记载嘉靖八年(1529年)秋,“浯潭江氏扬言:于清明日至我后山葬柩。集百人剑挺至门上,族子弟每都肄以待。会孚溪李质先、王源、谢文学镇为讲解。”所说的就是吴氏与浯潭江氏的一桩纠纷的解决。所谓“恤人之乏”,即担负周恤贫困,起到慈善机构的作用。在徽州,助贫、助学主要是宗族组织以族产解决。此外,徽州一些宗族设有“慈善会”,管理义仓,施衣散粮给饥寒交迫的族人、外来难民和乞丐,甚至供给冻饿而死者以棺材。在杂姓村中,或是宗族对外来人口的助贫,文会的统筹和资助就是一条重要途径。据清朝光绪《县志》之《人物义行》记婺源溪头程氏“族中创立文会,(商人程世德)输租数十称资助”,同治《三志》卷七《人物尚义传》记商人史世椿“勤俭好义,重建家祠,兴文会”,以及休宁率尔程镶“选宗之贤,各出三白缗”(每缗为一串铜钱一千文)等,可知文会通过宗族、商人等的资助,甚或收取文会成员会费,有一定的经费,因而有一定周恤贫困的能力。  填补官府与农民之间政治空白  对于文会这样的乡村自治组织,当时的地方官府持何种态度?据许承尧《歙事闲谭歙风俗礼考》说:“各村自为文会,以名教相砥砺。乡有争竞,始则鸣族,不能决,则诉于文会,听约束焉;再不决,然后讼于官,比经文会公论者,而官籍以得其款要过半矣,故其讼易解。若里约坊保,绝无权焉,不若他处之持唆使之纷纷也。”据此看来,文会的调解纠纷的功能已经超过了宗族;如果文会一旦调解无效,事情闹至官府衙门的话,官府往往把文会的“公论”视为解决争讼的重要依据,表明官府支持、尊重文会的公论。这是在强化文会乡村组织的功能。
  据《休宁县茗州吴氏家族记》所载,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江氏盗伐吴氏山木案件告府审理记:“浯潭江宗岳等率无赖多人,于后山侵砍木搬去。我族告府,蒙判:山仍照原买,六分为率,族分五分,江宗润等业一分,以立合同佐证。请府篆钤印合同,功达收执。”据此例表明,文会私下调解和官府分豁,都是解决宗族间矛盾纠纷的途径
。  徽州从唐代为“一州六县”以后,区域稳定,辖土面积人县如婺源县有三千多平方公里,小县如黟县也有八百多平方公里;人口数量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到清朝人口鼎盛期大县人口达50多万。徽州山川阻隔,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每个县亦只有个别县官和县衙不多的官吏,又置身于陌生的环境中,对所辖和统治的一方土地和人民几近茫然,实无力亦无良策可以管理好这样的广土民众。  明、清吃皇粮官吏不仅人数不多,而且朝廷也不鼓励官员直接到乡村活动。据明代《皇明制书人浩续编》等文件汇编,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发了限制县官下乡扰民的命令,以及回避制度。在讲究亲缘和桑梓之情的社会中,限制县官下乡和回避制度均旨在切断官员与家乡、宗族的直接联系,减少徇私舞弊和地方割据势力出现的可能性,所以官员一般不能直接插手亲族纠纷、争讼。
  在徽州,同其他地方一样,从古代直至近代有里甲制、保甲制等奉命而建立的乡村组织,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办理官府明文规定的各种具体事务,并无明确的权力,更没有权威,如许承尧所说的是“若里约坊保,绝无权焉”。
  徽州县以下农村,长期以来社会秩序稳定,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局面很少出现,聚啸山林的匪祸极少,民风古朴,安居乐业。这除了徽州的宗法制度、宗族势力所起的作用外,文会自治组织也填补了官府机构与农民之间的政治空白,就地、及时地化解民事纠纷,不使人民内部矛盾激化。正如方西畴作《新安竹枝词》所说:“雀角何须强斗争,是非曲直有乡评。不投保长投文会,省却官差免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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