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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研究的学术意义

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学术界对其的研究,至少经历了大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更趋火热,逐渐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地方学——“徽学”,被誉为是并列与敦煌学和藏学的中国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显学之一。  徽州位于脚下,古称新安,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建徽州府,遂得名。范围包括今黄山市的歙县、、县、祁门县、区、徽州区及黄山区的一部分,以及现属于省宣州地区的绩溪县、属于江西省的县。徽州社会和文化是在南宋以后崛起,明清时达到鼎盛与繁荣,清末以后衰退的。历史上有纷呈的学派与流派,内容几乎涵括文化的所有领域。其文风昌盛、发达、人才辈出,自宋至清,徽州共建有书院、精舍等260多所;社学明初有462所,清康熙时达562所,私塾更是林立,“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科举及第者众,仅明清两代徽州本籍中举人者996人,中进士者618人,状元数仅清一代本籍加寄籍有18人,曾涌现出了朱熹、程大位、汪道昆、朱升、江永、戴震、俞正燮、王茂荫、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一大批杰出人物。更有影响深远的,成为人们长盛不衰的研究话题。之所以影响深远,笔者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学术意义。  一、 考证中国农村封建社会的真情可籍以史志官记述历史,尽管多为公正或诚实,但多少带有文饰或烙上个人主观意见,且记述的亦多为上层社会大事、国家民族大事或地方区域大事,民间的、老百姓的事则很少问及。即使是正直文人、学富五车的彦儒、文士,记述了下层社会的一些事件,也总难免受中国传统文化及封建社会价值观念的内在不自觉的影响而存有偏见,或囿于一叶障目。于是,对反映作为一个世界农业大国的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文化和现实的资料甚少,有也是加了选择和文饰的,而这恰是徽州社会与文化存在的空间。 徽州介于万山丛中,如世外桃源,历史上除太平军乱外,少有战祸,人文荟萃,素有“东南邹鲁”、“文礼之邦”、“文物之海”之誉称。再加上徽州人由于文化素质较高,对文物、文化的保护意识强,即使是“文革”的十年浩劫,也有许多历史文物资料被保护下来。目前,仅黄山市境内的徽州古代地面文物如古牌坊、古祠堂、古民居、古桥、古塔等就留存近5000处。特别是古代徽州的大量文书的保留和发现,更被称为一大奇迹,被各博物馆、图书馆、大学、研究所收藏的就超过十万件。50年代当这些文书被大量发现时,曾被誉为是与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故宫明清档案等齐名的中国五大发现之一,目前还散落在民间的未被发现的估计至少还有近十万件,仅笔者收藏拥有的也达千余件。这些徽州文书,如各种契约、谱牒、官书、家书、等,上可溯至宋,下至解放初期,均属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资料,且绝大部分是徽州民间老百姓缘于自己切身利益等而形成的,第一手性和真实可靠性强,数量多,涉及面广,内容丰富。研究它们可以真实地了解和再现当时徽州农村社会的真实情况,其中包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劳动、人际交往及社会结构、土地关系、商业经营、文化发展等情况;此外,不仅有历史文书、档案资料,还有几乎保存原貌的村庄、村落、祠堂、房屋、原始物件及当事人的后代等,内容鲜活,因而学术价值高,内在而有效地填补着中国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空白。  二、 具有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文化发展典型的标本研究价值。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随着南宋王朝的“靖康之渡”而彻底移向江南,江南从此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最为活跃、最具代表性地区。而徽州文化正是在南宋以后,在经历了长达一千多年的新安文化的积累之后全面崛起,明清时达到鼎盛的中国封建文化。当时纷呈的学派、流派作为中国封建后期文化在这些领域的典型代表,都具有标本性的意义。如作为徽州文化诸流派中最重要流派之一的新安理学,它就是作为儒家文化在经历了孔孟的经典阶段和董仲舒的神学阶段,而至两宋发展到了理学阶段后在徽州的典型投影。程朱理学的创始者程颢、程颐祖籍歙县篁墩,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婺源,新安理学亦称“朱子之学”,以维护、继承、光大朱子之学为宗旨,“严尊师道,精悟师训”,源远流长,代表着程朱理学之正宗。道光《休宁县志》载:“在明清,朱子之学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推新安之士为然。”因此,研究新安理学也就是典型标本性地研究了程朱理学。再如徽派朴学,它就是中国学术史上开一代之风的乾嘉学派中的皖派,在中国近三、四百年学术史上地位显赫,不仅在当时独领风骚,其影响还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至少使胡适深受影响。因此,研究徽派朴学极具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特别是经学研究的典型价值。还如新安画派,它也是作为中国画艺术发展到两宋以后,开始进入山水画艺术全面发展阶段的最高代表,研究新安画派就可以标本性地研究整个两宋以后的中国画发展,并且其师承和影响一直至今。所以说,进行徽学研究实际也就是进行中国封建后期文化的典型标本研究,其个别中可透视一般。  三、 具有地理文化单元的人类文化学研究价值。徽州地处,毗邻江浙,纬线范围在北纬30°线左右,自然环境神奇,境内既有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黄山,以及景色奇异被人称之为“尚待开发的黄山”自然保护区和清凉峰,还有全国道教名山齐云山,“几百里山水画廊”的新安江水系等等。自然地理环境自成一统,相对独立,“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区域范围只一万多平方公里(指古徽六邑),历史上总人口充其量百万人,然其却孕育、衍生、发展出了极具特色且辉煌的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既有整体上的共性--包括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相比的共性,更呈现、蕴藏了徽州这一方水土、土地环境的个别性。如艺术,其独树一帜的特色,就是内在地包容和照应了徽州地理环境、山水、资源、风俗及文化的特点;再如新安、徽派盆景、徽州三雕艺术、徽州文房四宝艺术、徽漆、徽菜等,也都既具有在中华民族特色和东方色彩上的实用、审美的价值和意义,又是内在地与徽州地理环境及资源的条件相关联,具有地理文化单元上的缘起发生和现象存在的意义等等。特别是徽州人生活在万山丛中“聚族而居”,非常恪守宗法,“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未改,而霄小不敢肆焉。”独特的习俗,塑构了徽州独特的山区社会结构。因此,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特别研究各个姓氏村落的演变、变迁及历史发展情况,不同姓氏家族及村落的相互交往、纠葛共存关系,尤其具有姓族落人类文化学的研究价值。总之,研究徽州这一方相对独立的土地上诸多文化现象如何形成、如何发展、内在关联程度如何、何以衰落、未来有何走势等问题,都应是东方人类文化学、地缘与地理文化的重要课题。 四、具有移民文化研究价值。徽州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  其一,表现在徽州的社会、人口、文化的本身原就是由移民而形成。古徽州土地上最早生活的土著人是越人,今所谓汪程吴朱江戴等姓皆是在东汉末年以后,由于北方战乱频仍,中原一带许多士大夫族、名门望族纷纷逃迁而来的,也有因在徽州做官或偶游于徽州,迷恋大好山水而定居的。纵观历史,当有三的大移民徽州高潮,一是两晋时期的“永嘉之乱”;二是唐末的“黄巢之乱”;三是两宋时期的“靖康南渡”,其中尤以“黄巢之乱”为著,一次迁居近20个姓族。移民的社会与文化,由此也就决定了徽州的社会与文化的诸多现象和特点。如徽州文风昌盛,重儒及弟、重教育、重对子弟的培养、重“亢吾宗”等等思想意识及价值观念的传统,源于徽州人中本为中原北方士大夫族、名门望族移民的记忆;徽州的宗族文化、聚落文化、水口村庄布置等等,也都直接与移民问题关联,特别是徽州的方言,堪称一奇,究其原因,也多少与移民问题相关。  其二,徽州文化也有由徽州本土再向外扩展的问题。徽州文化不仅包括本土的诸文化,更包括由本土而移出于外,影响于外,发展于外,同时还保存着自身顽强的同一性的文化。如徽商,它就是徽州人出游外地的经商之帮。徽商虽远离徽州本土走四方,聚居全国各地,但他们总不忘宗族,不失乡谊,修谱收宗,建会馆、聚同乡,同祀朱子等,文化上保持顽强的同一性,构成独特的移民现象。再如徽剧,它也主要是由侨居、寓居于外地,主要是扬州、苏州的徽州人倡兴、扶持、鼓动发展起来的,也是一种典型的移民文化现象。  其他还有如徽州艺术、建筑艺术、徽派刻书、徽派篆刻等,也多与移民问题有关。 因此,笔者认为,必须从移民学的角度来看待徽州问题,进行多角度、多思维的研究。 (刘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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